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是“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”。具体某个人、某个群体或许会享受“天上掉下的馅饼”，但一定有其他人为之付出代价，最终体现为整个经济体的成本。
　　 在宏观层面上，“没有不付费的午餐”的最直观例子，是基于政府收入的支出安排：增加某项支出会减少其它支出，在获得某项政策选择的边际收益的同时，势必也带来放弃其它选择的边际成本。这里的所谓直观，是因为社会的不同部分（部门、地区、特定群体）会为利益的消长变动而争辩，使我们很容易看到某种选择的代价。
　　 但是，当我们受自己关于开放条件下宏观经济知识的限制，缺乏对潜在代价的意识时，这时表象的、暂时的利益可能会蒙蔽决策者以及我们所有的人，正当我们陶然地享受“天上掉下的馅饼”时，“隐伏”的代价却悄然而至。近年来，我们上上下下都把净出口当作拉动经济增长的“三驾马车”之一，可算是典型一例。进入本世纪以来，对外贸易顺差逐渐扩大，让我们尝到了净出口拉动经济的“甜头”。经常账户顺差似乎既能帮我们克服内需不足，又能缓解就业压力，加快增长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于是保持与扩大净出口规模，成为各级政府驱动增长的“抓手”、“马车”之一，2005－2006年净出口增长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20%以上。然而，正当我们陶然于高增长、低通胀为标志的“内部均衡”和以外汇储备规模标志的“综合国力增强”时，高速疾驰的净出口“马车”所裹挟着的外部失衡代价也陡然出现在我们面前。
　　 以巨额顺差为标志的外部失衡带来的代价，不是所谓“外部政治压力”。对于美国人的压力，我们尽可刚柔相济地应对：一方面在汇率问题上坚持无可指责的独立自主立场，另一方面可以不时派出“采购团”加以缓和。真正严酷的代价是人民币几近100%的被动发行所导致的流动性泛滥，开始反噬我们“高增长、低通胀的内部均衡”的基础。这是真正的切肤之痛。
　　 一般来说，在政府采取促进开放立场并保持中性贸易政策的情况下，贸易规模固然会不断扩大，但净出口（作为国民经济“储蓄－投资缺口”的经常账户差额），始终会或“+”或“-”地波动，并在长期趋向均衡（0）。一旦政府将净出口当作促进增长的“抓手”，贸易政策注定不会保持中性，自然会通过各种手段确保“成本优势”，提高出口产品与服务的“国际竞争力”。结果是一方面加重外部失衡，另一方面将持续扩大储蓄-投资缺口，抵消我们扩大内需的努力。
　　 看来，当“天上掉馅饼”的时候，实在需要警惕“福兮祸所伏”。
　　 “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”的另一重含义是：我们“不能什么都要”，必须有所取舍。宏观经济管理也是如此，必须根据形势需要，在宏观目标间有所取舍。“什么都要”最终只能是无所作为。　　一般地，把经济增长、扩大就业、国内价格稳定、汇率稳定、提高国际竞争力、改善环境生态乃至构建和谐社会等作为宏观目标，任何人都不会反对。但对各项目标的具体含义必定存在显著歧义。多高的增长速度是“平稳快速”、算“可持续”？怎样的价格水平变动为“巨大”或“基本稳定”？什么样的汇率变动算“平稳”变动？怎样的收入分配算“公平”、“和谐”？
　　 更重要的是，宏观目标并不总是具有互补性、同向性，目标之间往往是相互矛盾、相互排斥的，要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一个目标，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牺牲另一个，这必然涉及权衡和取舍。例如，公平分配收入的努力可能会削弱工作、投资、创新和承担商业风险的动力，从而牺牲部分经济增长；在既定生产率条件下，更严格的保护生态环境，势必降低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；就目前形势而论，如果以“千方百计扩大就业”作为最高准则，可能会妨碍外部失衡的矫正进程；如果过分追求国内价格稳定，势必会加大名义汇率的调整压力及调整幅度。因此，当目标矛盾时，社会必须为这些目标制定一个优先顺序。
　　 就当下形势而论，国民经济内外失衡矛盾突出地表现为流动性过剩，而庞大的流动性又来自外部失衡导致的被动货币发行。因此只要人民币实际汇率不上升，流动性过剩的局面就不可能有根本改观。在这种背景下，抑制CPI和资产价格上升，恐怕是缘木求鱼。